李葆嘉：《揭開語言學史之謎》前言——重建西方500年語言學史
李葆嘉：《揭開語言學史之謎》前言——重建西方500年語言學史
每門學術都是歷史的產物，梳理學術史有助於銘記前人研究，提高理論自覺，明確研究方向，推進學術發展。反之，學術史中的一系列誤說，則無疑於堙沒前人研究，消解理論自覺，模糊研究方向，阻礙學術發展。
一、“西方”與“東方”
西方學者對語言學史的研究肇始於19世紀的德國（Eichhorn1807，Benfey1869）。林柷敔編譯的《語言學史》（1943），不僅是中國的第一部西方語言學史，而且也是國際上的第一部世界語言學史。
在漢語文中，指稱外國（非國別的）“語言學/語言學史”，通常有兩種限定詞，一是“西方”，一是“歐美”。前者如劉潤清《西方語言學流派》（1995）、姚小平《西方語言學史》（2011），後者如徐志民《歐美語言學簡史》（1990）。不過，或有專家提出“西方”這一術語邏輯上不夠嚴謹，包括印度嗎？包括澳大利亞嗎？由此，需要做些說明。
中國人基於中原（中土、東土），所用“西方”一詞具有歷史動態性。先秦時期，“西方”最早指周人故地。《詩經·邶風·簡兮》：“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國語卷十·晉語四·齊姜勸重耳勿懷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韋昭注：西方謂周。詩云“誰將西歸”，又曰“西方之人”，皆謂周也。
自漢代以來，“西域”指玉門關、陽關以西，蔥嶺、巴爾喀什湖以東的廣大區域，而後世的廣義西域，還包括亞洲的中西部地區。漢魏以降，佛教西來，唐僧取經，“西方”或“西天”（“西方天竺”的簡稱）遂成中國人對印度的代稱。五代北宋，已有“西洋”之稱。至於明代，“西洋”意指汶萊以西的東南亞和印度洋沿岸。明清之際，傳教士帶來西方知識，用“泰西”指稱歐洲。晚清民國，則用“西洋”“西方”特指歐美，所謂“西餐、西服、西醫、西樂”皆爲此義。反觀地中海（大地中央之海），腓尼基人、希臘人稱愛琴海之東的亞細亞爲東方，後又延伸到兩河流域（古巴比倫）、尼羅河流域（古埃及），再延伸到波斯、阿拉伯（16世紀之後，歐洲出現“東方學”學科），直至南亞，而再向東則“遠東”。
其實，不僅我們的專家會對“西方”這一術語是否嚴謹提出質疑，就是歐洲的一些東方學家對“東方”可能也不甚了了。英國東方學家威廉·鍾斯（William Jones, 1746－1794）在《關於亞洲歷史、民事、自然、古跡、技藝、科學和文獻調研學會成立的演講》（A Discourse on the Institution of ASociety, for Inquiring into the History, Civil and Natural, the Antiquities,Arts, Sciences, and Literature, of Asia, 1784）中說：
…if it be necessary or convenient, that ashort name or epithet be given to our Society,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it inthe world, that of Asiatick appears both classical and proper,whether we consider the place or the object of the institution, and preferableto Oriental, which is in truth a word merely relative, and, thoughcommonly used in Europe, conveys no very distinct idea. （The Works of Sir Willam Jones. 1807,Vol. III: 5）
如果出於必要或方便，我們的學會應賦予一個簡潔的名字或稱號，以便讓國際學術界識別，Asiatick（亞洲）這一詞顯得即典雅又適宜，無論我們考慮機構的地點，還是學會的目標，其含義更傾向於Orienta（東方），但是該術語實際上僅與“西方”相對，儘管在歐洲普遍使用，表達的卻並非清晰的概念。
一方面，希臘文的“亞細亞”（Asia）和“歐羅巴”（Europe）這兩個詞皆來自古老的閃米特文（阿卡德－亞述文、腓尼基文）。Asia（愛琴海東岸）可追溯到阿卡德文的(w)asû(m)（外出→升起）、腓尼基文的asa（→東方），“亞洲”的原義即“日出處，東方”；Europe（愛琴海西岸）可能源自阿卡德文的erêbu(m)（進入→沉落）、腓尼基文的ereb（→西方），“歐洲”的原義則“日落處，西方”。換而言之，儘管鍾斯選用了Asiatick（亞洲）這個詞，但是其字源仍是Asia（東方），只不過是個“非印歐語文的古老外源詞”。
反之，鍾斯所認爲概念不清的Orienta，則可能是古印歐語文的本源詞。英語文的Orient（東方）來自拉丁文的Oriens（< orior，上升，東方），希臘文爲Anatole（即Anatolia “安納托利亞”）。與Orient相對的英文單詞Occident（西方），同樣來自拉丁文的Occidens（< occido，沉落，西方）。
其實，Orienta / Orient / Oriental蘊含著古老文化的豐富內涵。
1. Orient（n.）【天象】（1）[古]（從地平線下）升起的；（2）[古]天空的東部（→東方世界）。
2. Orient（n.）【地區】（1）東方（→東方國家→亞洲→19世紀後尤指遠東）；（2）Orient（adj.）東方的。
3. Oriental（n.）【人種】（1）東方人（→亞洲人）；（2）東方猶太人；（3）2. 東方化的人；（4）（adj.）東方人的（→東方國家的→東方文化的）。
4. Orient（n.）【珠寶】（1）東方珍珠（→優質珍珠）；（2）珍珠的光澤；（3）（adj.）（珍珠或寶石）有光澤的（→優質的）；（4）Oriental（adj.）剛玉的（→東方寶石的）。
5. Orient（v.）【宗教】（1）朝東，向東；（2）把腳朝東下葬（可能因其祖先來自東方）；（3）使建築（後世尤指教堂）正面朝東建設；（4）以羅盤等定方位；（5）以之爲方向，轉向某特定方向；（6）使適應（環境等→調整）。
Orient應與遠古時期的太陽神崇拜有關。太陽從東方升起，因此遠古的神壇、墓葬、寺廟，包括耶路撒冷的猶太教寺廟等，都是以東面爲主入口。這種傳統爲基督教的教堂建制所沿襲。古人相信，只有面朝日出才能保證方位正確，而方向正確才能適應環境。
由此可見，歐洲人自稱爲“西方”（稱亞洲爲“東方”），與中國人明清用“泰西”“西洋”“西方”指歐洲（→歐美），都是自處立場，東西相對，由近及遠。換而言之，在現代漢語文中，“西方語言學史”和“歐美語言學史”基本等值。
之所以如此絮絮叨叨，是因爲當代漢語文的“西方”一詞進一步泛化，已成“泛西方”（指歐洲全境、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或者指歐美、西亞、中亞、印度）。其實，無論“西方語言學史”，還是“歐美語言學史”，皆是限指或定指，不可能囊括該區域之內的所有國家或語種的語文學研究。從邏輯上講，地區概念向來難以全稱，都是“以偏概全”，或爲“以整體代局部”的借代或約指。這似乎是自然語言的缺陷，其實是自然語言的必然和奧妙，植根於人類認知和語言表達的本性。歸根結底，詞語的理解受制於上下語境，那些提出“西方”這一術語不夠嚴謹的專家，可能已經把這一基本會話原則拋在一邊，而落入了似乎嚴謹，然而僵化的邏輯主義圈套。
二、西方近現代語言學史的三張圖
歷史比較語言學是西方語言學界一直引以爲的驕傲。然而，通行的幾本西方語言學史著作，對西方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不僅未做系統梳理，而且盲區一片，誤說叢生。就羅賓斯（Robert Henry Robins, 1921－2000）的《語言學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1967）而言，明顯缺失有，史料把握不夠嚴謹，史實方面錯誤太多，分支學科殘缺不全，不可列爲可信賴的參考書（參見Koerner 1978: 5；姚小平1995；李葆嘉、邱雪玫2013）。實際上，何止歷史比較語言學史，就是現代語義學史（萊斯格1825年創立語義學）、現代語言學史（博杜恩1870年創立現代語言學），至今也未梳理清楚。迄今出版的語言學史專書，這些方面的論述基本上都是墨守成規，尚未及時吸收新知，訂訛補缺。由此，李葆嘉（2010）提出“重建西方500年（16世紀－20世紀）語言學史”。
2013年10月，在“第五屆當代語言學國際圓桌會議”（The 5th CASS International RoundtableLinguistics，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當代語言學》編輯部與南京師範大學語言科技研究所聯辦）上，李葆嘉作了《近現代歐美語言學史的三張圖——走出羅賓斯的個體創始模式》的專題演講。這三張圖是：
第一張圖：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形成和發展（16~19世紀）
第二張圖：西方語義學的形成和發展（19~20世紀）
第三張圖：西方現代語言學的形成和發展（19世紀下半葉~20世紀初）
此外，還有一張附圖：
第四張圖：西洋漢語文法學研究（17~19世紀）線索圖
該圖也就是“西洋漢語文法學的溯源沿流”（李葆嘉《中國轉型語法學：基於歐美範本與漢語文類型的沉思》第一章第二節，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的圖示。
作爲自選專題，“重建西方語言學史”的啟動和相繼參與者如下：
1. 重建現代語言學史，可追溯到1998年（李葆嘉《論索緒爾靜態語言學的三個直接來源》），相繼參與者：邱雪玫、劉慧、孫曉霞、葉蓓蕾等。
2. 重建西方語義學史，2002年啟動（李葆嘉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專題“面向信息工程的語義語法學研究”、國家社科基金專題“面向信息處理的現代漢語文元語言系統研究”），相繼參與者：劉慧（2015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專題“基於一手文獻的西方語義學史論”）、殷紅伶、祁曼婷、孫曉霞、司聯合、李炯英、張文雯、朱煒、胡裕、陳靜琰、陳秀利等。
3. 重建西方比較語言學史，2008年啟動（李葆嘉《親緣比較語言學：超級語系建構中的華夏漢語文位置》），相繼參與者：王曉斌、邱雪玫、李豔（2016年國家社會科學項目“歷史語言學理論：從同源論到親緣度”）、劉慧、張高遠、司聯合、袁周敏、孫曉霞、殷紅伶、劉林、孫道功、顏明等。
三、比較語言學史：發現荷蘭學派，終結“鍾斯神話”
早期學者（Benfey 1869）局限於19世紀上半葉德國學者的語文比較工作，在自吹自擂的同時甚至詆毀荷蘭先賢。20世紀初的西方語言學史研究（Thomsen 1902，Pedersen 1924），對語言歷史比較學術史未加以系統梳理。至於20世紀60年代，以羅賓斯爲代表的學史研究，未查閱一手文獻，時有以訛傳訛。凡此種種，以至於16－18世紀語言歷史比較的巨大成就長期隱而不彰。
20世紀50年代以來，特別是80年代以來，一些西方學者（Bonfante 1953; Metcalf 1953, 1966, 1969, 1974,2013; Droixhe 1978, 1987, 2000, 2007; Fellman 1974; Muller 1984, 1986; Driem2001, 2005; Campbell 2002, 2006; Campbell & Poser 2008; Hal 2010; Eskhult 2014）就早期歷史比較語文學研究史，相繼開始了艱難探索和專題研究，取得一系列豐碩成果。然定位不盡合適（比如，稱之爲“前比較”，這是一個貶義術語，使人想起“前科學”），時常受19世紀德國學派掣肘，而對17世紀荷蘭學派的巨大貢獻認識不足，並且尚未全面系統梳理，以至於迄今尚無完整的“西方歷史比較語言學史”專著（儘管在一些語言學著作中設立了專門章節）。
令人遺憾的是，中國語言學界通常轉述的仍是以往西方學者的所謂“定論”，不僅鮮見中國學者對歷史比較語言學史領域的專題（專人、專著、某學派、某階段）研究，而且西方學者的一些新成果也未見參考或譯介。換而言之，中國學界通常轉述的，仍是此前西方學者的“局限式研究”（18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歷史比較成果），而對一些新成果遲遲未能消化吸收。
不知有漢，何論魏晉……
學術史研究需要大量文獻（尤其一手文獻）。在紙質文本時代常難以知曉，即使知曉也不易獲得，由此必然導致存在若干誤區和盲點，甚至扭曲學術史。就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創立和印歐語文系的發現而言，囿於當時知識，先後受“德國民族主義”“英美民族主義”的驅動，誤解尤爲嚴重。坎農（Cannon 1958, 1990）、霍凱特（Hokett 1965 [1964]）、羅賓斯（Robins 1967, 1987）等尚未清醒認識到，只有查閱了威廉·鍾斯（《三周年演講》，1786）之前語言歷史比較的主要論著，在對其形成和發展過程大體瞭解的基礎上，才能給鍾斯演講中的“相似－同源講辭”以合適的定位。
有鑑於此，我們以所謂“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奠基人”威廉·鍾斯的《三周年演講》（The Third Anniversary Discourse, delivered2d of February, 1786）爲參照點，梳理鍾斯之前（18世紀末之前）歐洲學者關於語言歷史比較的總體面貌。首先對以往研究逐一梳理和剖析，重在指出所失。其次，基於一手文獻鉤稽和參考二手文獻，重點闡述以伯克斯洪（Marcus Zuerius van Boxhorn, 1612-1653）爲代表的荷蘭學派，揭示其創立歷史比較語言學本體論和方法論的過程及其價值。然後，基於鍾斯11次演講（1784-1794）的相關內容，指出“鍾斯神話”（歷史比較語言學奠基人）與真實的比較語言學術史不相符合。
本專題研究的主要結論是：
1. 最早提出印歐語文系假說（斯基泰假說，包括梵語）和歷史比較方法的是荷蘭伯克斯洪（Boxhorn1647, 1654）；最早提出日爾曼歷史音變定律的是荷蘭凱特（Kate1723）。早期研究烏拉爾語言的是德國繆恩斯特（Münnster1544）、瑞典－芬蘭維克雄紐斯（Wexionius 1650）、瑞典斯提恩希爾姆（Stiernhielm1671）、德－瑞典謝費爾（Scheffer 1673）、德國艾克哈特（Eckhart 1711）。最早調研阿勒泰語的是荷蘭威特森（Witsen1692），首先對阿勒泰語分組的是瑞典斯塔倫貝格（Strahlenberg1730）。最早研究含－閃語言關係的有法國波斯特爾（Postel1538）、法國基沙爾德（Guichard 1606）、德國拉維斯（Ravis 1648）、瑞士霍廷格（Hottinger 1659,1661）、德國魯道夫（Ludolf 1702），提出阿拉米語組的是德國萊布尼茨（Leibniz1710），最早建立“東方語言”譜系樹模式和類比研究法的是荷蘭斯庫爾滕（Schultens1738）。最早論證馬達加斯加、東印度群島和科科斯群島諸語同源的是荷蘭雷蘭德（Reeland1708）。開啟非洲語言歷史比較研究的是法國普羅亞特（Proyart1776）；開啟南美語言歷史比較研究的是義大利傑裡伊（Gilij1782）；開啟北美語言歷史比較研究的是美國愛德華茲（Edwards1787）。
2. 《三周年演講》（1786）是一位東方學家關於亞洲人種和民族的演講，語言只是鍾斯研究民族和文化的工具之一。其中第10節（英語文的一個長句，141個單詞）提及“相似－同源”（其他演講中也有語言關係的相關論述），鍾斯既未標榜此爲首創，也未做過任何歷史比較工作，其講辭依託的是此前的語言比較和梵文研究成果。通過文獻核查可見：凡鍾斯演講中說法大體對的（如印歐語文系、芬蘭－烏戈爾語系等），即前人已有豐富研究的；凡鍾斯演講中說法大體錯的（如藏語和漢語文的關係、東南亞和南太平洋諸語言的關係等），即前人未曾充分研究的。由此考定：（1）不管對錯與否，鍾斯的這些說法一定參考了前人論著，儘管未列參考文獻；（2）鍾斯對語言比較並無具體實踐，只是基於所見資料加上一些主觀理解；（3）鍾斯在語言歷史比較理論方法上無任何原創性建樹。
3. 採取鳥瞰式俯視，語言歷史比較萌芽于英國學者坎布倫西斯（Cambrensis1194）、西班牙學者羅德里庫斯（Rodericus 1243）、義大利學者但丁（Dantis 1305）、荷蘭學者阿格裡柯拉（Agricola 1479）。經過早期探索，從捷克學者傑勒紐斯（Gelenius1537）進入第二階段詞語和諧說；再進入第三階段成熟期（語系假說、方法論和音變定律）。在這一階段，荷蘭萊頓，精英云集，湧現出以伯克斯洪爲代表的荷蘭學派，成爲當時歐洲的學術中心——是伯克斯洪創立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理論和方法，是凱特發現了日爾曼歷史音變定律。至於19世紀的語言歷史比較可視爲第四階段，是在荷蘭學派傳統基礎上推向鼎盛的。德國學派以及丹麥學者拉斯克（他們瞭解荷蘭學派的理論方法）主要在研究規模上的拓展化和過程上的精細化，就核心理論方法而言，並無原創性建樹。
4. 語言歷史比較的崛起在於日爾曼（凱爾特）等民族意識的覺醒及尋根意識。在發現塔西陀（Tacitus,55－120）和派特爾庫魯斯（Paterculus, 約前19－後31）的論著後，當日爾曼人第一次讀到其偉大領袖阿爾米紐斯（Arminius,前18－後21）的事蹟時，才知道條頓人並非擊敗強大羅馬軍隊的唯一民族。他們對自己的祖先越發敬重，更加熱愛其本族語，他們要知道其祖先來自哪裡。於是根據語言證據，參照歷史傳說和考古，推定其祖先來自黑海的斯基泰故鄉。歷史比較語言學理論方法的成熟，並非像通常臆想的那樣，基於大航海時代的語言大發現，更非18世紀後期語言詞彙集的編撰或梵語的發現，而是基於歐洲學術發展的內在趨勢，即文藝復興前後的人文主義興起，對古老歐洲民族文化的新發現。
5. 由於鍾斯將語言關係置於《聖經》框架內，而符合當時一些學者的信念（第一印象效應），19世紀中期的三位英國學者（Müller 1851;Anonymity 1866; Farrar 1869）爲反對德國學者壟斷歷史比較而鼓吹鍾斯的成就（光環效應），再加上德國語言學史家對荷蘭學者的詆毀（醜化效應），20世紀的一些學者則將其奉爲定論並反復誇大（定勢效應），從而掩蓋了荷蘭學派的巨大成就，扭曲了西方比較語言學發展的真實進程（從眾效應）。
然而，學術史就是學術史！凡模糊不清的務必徹底澄清，凡是非顛倒的務必正本清源。關鍵就在於，研究學術史要克服發自某種主觀信念（盲從陳說，排斥新論），堅持基於客觀事實（依據新發現資料修正陳說）。
四、西方語義學史：尋找萊斯格，定位佈雷阿爾
西歐學者關於意義的研究肇始古希臘，但作爲一門學科，語義學（Semasiologie“語意學”→ Sémantique /Semantics“語義學”）卻建立於1825年的德國哈雷大學（Reisig 1839 [1825]），此後取得了一系列豐富成果。20世紀30年代以來，語義研究被形式主義所排斥，語義學史長期不在歐美語言學史家的視野之內。
20世紀60年代中期，隨著西方語文學研究的轉向，語義研究得到關注；80年代，語義學史的探索開始出現。迄今爲止，我們檢索到的歐美語義學史專著僅有兩部半。1982年，加拿大學者戈登（W. T. Gordon）出版的歐美第一本《語義學史》（A History of Semantics），其主要特點及缺失是：1. 以語義學家爲單元，未建構研究框架；2. 以德法英美爲對象，缺少俄羅斯；3. 早期研究不足，創立重要理論的一些語義學家未見。1992年，英國學者聶利奇（B. Nerlich）出版的《歐洲語義學理論1830-1930》（Semantic Theories in Europe 1830-1930）是一部豐富化的語義學史。其主要特點及缺失是：1. 採用國別描述框架，重大理論創新描述有待深化；2. 以德法英（將與英國傳統學理無關的美國納入）爲對象，同樣缺少俄羅斯；3. 研究下限定爲1930，現代語義學不在其範圍內。2010年，比利時學者吉拉茲（D. Geeraerts）出版了《詞彙語義學理論》（Theories of Lexical Semantics），作者強調該書不是一本詞彙語義學史，但我們以爲，仍可視爲“半部語義學史”。其主要特點及缺失是：1. 把詞彙語義學分爲五大階段描述，綱目分明，但是有些概括不妥；2. 同樣疏於俄羅斯；3. 其中一些論述存在可商或缺漏之處。“兩部半”的共同明顯缺失是：未著力揭示重大理論的形成過程及其學術背景，缺少俄羅斯語義學史內容。由此可見，需要一部相對完整（時間上1825-1960；空間上補充美俄傳統）、主線清晰的歐美語義學史（傳統語義學+現代語義學）專著。
面對材料搜集難、主線尋繹難、背景揭示難、學者定位難，本專題研究依託學術團隊協助，多方搜集一手文獻（前期基礎工作完成《歐美語義學經典論著譯注》），盡可能參考二手資料及網路資源，通過重點論著剖析，著力揭示其主要創造及學術背景。傳統語義學（1825－1920）的研究主線爲：德國古典語意學的開創與發展（重點是萊斯格師生三代傳承）——法國心智語義學的創建（重點是佈雷阿爾）——英國語境語義學的特色（19世紀上半葉的斯馬特，20世紀30年代的加德納、馬林諾夫斯基）——美國語義學史（19世紀40年代和90年代，德法語義學的兩次傳入）——俄羅斯語義學史（19世紀末的巴克洛夫斯基，20世紀中期的斯米爾尼茨基和、維諾格拉多夫等）。現代語義學（1930－1960）的研究重點是：德國心智語義場理論（1920-1930）——美國語義解析方法（1930－1960）、法德語義解析方法（1960）——英國關係語義理論（1960）。最後厘清歐美傳統語義學傳入中國的四條路徑（1930－1940）。
該研究力圖做到三個結合：1. 史實和史論相結合；2. 一手文獻與二手資料相結合；3. 紙質文本和網路資源相結合。具體方法主要有：1. 原始資料法：對德法英美俄原始文獻加以翻譯、研讀和評注。2. 溯源沿流法：提煉歐美語義學的形成和發展線索，包括研究取向（或流派）和承傳關係。3. 案例分析法：對關鍵論著及其背景加以剖析，糾正前人描述的失誤與疏漏。意在通過展示原著、研究述評和讀者閱讀的學術對話，深入瞭解歐美語義學史的價值。
與以往研究相比，主要創新之處在於：1. 首次闡明了萊斯格（C. K. Reisig,1792－1829）創建語意學的學術背景與直接淵源；2. 彰顯了佈雷阿爾（M. J. A. Bréal,1832－1915）《語義學探索》（Essai deSémantique, 1897）的價值；3. 首次提煉了洛克（J. Locke，1632－1704）關於“詞語意義”的觀點；4. 厘清了英國“意義語境論”的形成和發展軌跡；5. 首次探索了美國語義學史，重點是吉布斯（JosiahWillard Gibbs, 1790－1861）和蘭曼（C. R. Lanman,1850－1941）的研究；6. 首次探索了俄羅斯語義學史，重點是巴克洛夫斯基（МихаилМихайлович Покровский, 1868－1932）的歷史語意學研究；7. 首次揭示和闡明了語義場理論、語義解析方法和關係語義理論的形成過程及其背景；8. 追溯了歐美語義學傳入中國的路徑。
該研究具有相互聯繫的兩大特色。一是基於一手文獻翻譯，就文評注，避免以往只有研究者的主觀述評，而不見原著的泛泛而論。重點展示其原著的19世紀語義學家，包括創立語意學的德國萊斯格（1825）、再造心智語義學的法國佈雷阿爾（1883, 1897）、美國第一位語義學家吉布斯（1847），以及俄羅斯歷史語意學研究第一人巴克洛夫斯基（1895）等。二是基於學者生平及學術背景，知人論學。如：通過學術背景探索，揭開19世紀初的德國哈雷大學爲何成爲創立“語意學”的搖籃；並通過研讀萊斯格專著，揭開其直接學術來源，從而解開聶利奇（1992）的疑問。通過對創立語義場理論的學者生平背景及學術背景考察，揭出格式塔心理學與心智語義場，都是一次大戰德國戰敗後尋求“民族復興”的文化行爲在心理學和語言學領域的反映（其學者都爲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党黨員）。
縱觀歐美語義學史，語義學研究的旨趣可從理論上概括爲三種取向：歷史取向（包括邏輯、哲學取向）突顯的是積澱下來的語言知識，心理取向（包括認知、理解取向）突顯的是不斷變化的語言認識，語境取向（包括社會、行爲取向）突顯的是交際意圖的語言行爲。
研究顯示，19世紀的歐洲語言學存在兩條發展主線：一是歷史語音比較，一是歷史語義演變。語義學的誕生與古典學、闡釋學氛圍有關，與字源學、修辭學與詞典編纂緊密聯繫，其成長得益於哲學、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符號學和人類學等，而其成熟標記是交際語義學和理解語義學的形成。所謂當代語言學的若干新理論——形式（佈雷阿爾1866）、功能（佈雷阿爾1866）、心理（斯坦塔爾1855）、社會（梅耶1893、1921）、語境/情境（斯馬特1831，斯托特1891，馬林洛夫斯基1920）、話語行爲（馬林洛夫斯基1920）、隱喻（萊斯格1825，佈雷阿爾1897）、語法化（佈雷阿爾1883、1897，琉曼1927）、原型（核型）理論或語意域（斯托特1891，加德納1932）、主觀性（佈雷阿爾1897）……皆塵封在這些往昔的語義學論著之中。
五、現代語言學史：比對博杜恩，終結“索緒爾神話”
現代語言學史重建首先圍繞所謂“現代語言學之父索緒爾”，從宏觀（史的梳理）與微觀（論的比對）兩方面展開梳理，以“還原索緒爾”。
研讀使我們生疑，懷疑把我們引向思考。從研讀《普通語言學教程》，對符號任意性原則提出質疑和批判（1985），到《語言文字應用》主編于根元先生約稿，李葆嘉的《論索緒爾符號任意性原則的失誤和復歸》（1994）引發90年代語言觀大討論。繼而探究索緒爾理論的來源（1998），提出“四個索緒爾”：《教程》索緒爾、學術索緒爾、手稿索緒爾、心理索緒爾。
2010年以來認識到，10多年前提出的“四個索緒爾”屬於“逐層考察模式”，從《教程》到“新發現手稿”，再從學術來源到精神分析，即採取的是由表及裡、論文知人的層層剝筍方式。僅有這類研究是不夠的，由此引進“群體考察模式”（李葆嘉、邱雪玫2013）。群體考察模式的預設是，某種重大理論或學術思潮的形成絕非一蹴而就，而是多個學者一代又一代相繼探索的結果。具體而言，基於群體模式全景考察“現代語言學理論”的形成過程，也就是通過對洪堡特的人文語言學思想、德國民族心理學和法國社會心理學、青年語法學派的心理語言觀、輝特尼的語言符號約定論、博杜恩的心理－社會語言學，以及對結構主義三大流派各自來源的溯源沿流，走出把索緒爾奉爲“開創者”的個體創始模式。
逐層考察與群體考察，無疑是學術史研究中的兩種相反相成的模式。套用“《教程》索緒爾”中的術語，前者相當於“靜態語言學”，而後者相當於“動態語言學”。顯而易見，群體考察模式可以説明我們揭開語言學史上的若干不惑之謎。
前兩個階段的研究，雖然思路明確，但還是傾向於泛泛而論，有待於一手資料的微觀比對。一方面，早在索緒爾開設普通語言學課程（1907－1911）之前幾十年，波－俄語言學家博杜恩（1871[1870],1876，1877）已經提出現代語言學理論的一系列核心觀點，並且在索緒爾開設普通語言學課程之前的30年（1877），博杜恩已在喀山大學正式講授普通語言學課程。另一方面，《教程》並非索緒爾手稿，沒有參考文獻；而作爲上課講義，即使留下手稿，也並非就有參考文獻，也不一定就將他人觀點一一注明，因爲索緒爾從未把講義視爲其著作。由此要斷定“《教程》索緒爾”的核心概念是否主要來自（包括雷同、闡發、修改等互文現象）博杜恩理論，唯一的途徑就是對二者的相應論述加以比對。2011年以後，隨著屠友祥力作《索緒爾手稿初檢》（2011）、于秀英譯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手稿》（2011）、楊衍春譯博杜恩《普通語言學論文選集》（2012）的出版，文本比對的條件逐步具備。
《教程》索緒爾和博杜恩理論的比對，主要從（1）語言學的研究對象；（2）語言和言語的區分；（3）語言系統和要素價值（聯想理論）；（4）語言的靜態與動態；（5）語音理論等方面條分縷析，進行逐一比對。比對結果顯示，《教程》的核心概念和主要理論處處留下了博杜恩理論的印記。證實了謝爾巴（Л. В. Щерба, 1880－1944）1923年的感覺——“索緒爾（教程）與我們所熟悉的原理在許多地方如此相同”（戚雨村1997：55），博杜恩才是創建現代語言學理論（其內涵大於索緒爾的靜態語言學，包括心理語言學、社會語言學、應用語言學、對比語言學、民族語言學，以及病理語言學、胚胎語言學、神經語言學等）的樞紐人物。
由此進一步證實了李葆嘉（1989，2000，2013）的推定：在現代語言學理論上，《教程》並沒有重大的原創性建樹（但包含了個人的取捨），而《教程》的旨趣，正如索緒爾（1909）本人所言，“對語言提出這樣或那樣的見解並不稀奇，關鍵在於把各種觀點整合成一個系統。” （R. Godel, 1957: 29-30；轉引自胡明揚1999：79）——前一句已經表明採用了別人的觀點，後一句說明了自己的目標所在。所謂“把各種觀點整合成一個系統”，也就是，語言的語言學PK言語的語言學，前者勝出；內部語言學PK外部語言學，前者勝出；靜態語言學PK動態語言學，前者勝出；語言形式PK語言實體，前者勝出。經過四場PK，索緒爾的所謂“現代語言學”，也就是“以語言符號形式爲對象的、內部的、靜態的語言學”。此種“層層分叉、二項對立、僅取其一”，未免顯露出學理上的偏頗和心理上的偏執。
梅耶的學生，法國功能語言學家瑪律丁內（A. Martinet，1908－1999）早年推崇索緒爾理論，其《普通語言學原理》（1960）曾被毛羅（T. de Mauro）認爲代表了索緒爾的觀點。但是在《語言功能觀》（1962）和《功能句法研究》（1975）中，瑪律丁內徹底修正了《教程》中的“二項對立、僅取其一”的偏執，一針見血地揭出靜態語言學的要害：“科學研究的首先要求，就是不能因爲方法上的苛求而犧牲研究對象的完整性”。（周紹珩譯1979：182）由於《教程》的影響，要克服人們的思維定勢步履維艱，瑪律丁內如此慨歎：“功能語言學獲得的任何進展，不論在過去還是將來的一段時期內，都是頂著潮流而動的”。（周紹珩譯1979：184）
也正是此種“二項對立、僅取其一”（偏執心理），符號任意性的“神秘主義”（臆想心理），還有《教程》講授提綱的“隨寫隨毀”（強迫心理），引發了我們最初的好奇心。並且由此追根求源，一步一步還原了現代語言學理論的形成過程。
六、學術史的正義之劍
縱觀以往的西方語言學史研究，其根本問題在於——存在不同程度上的民族主義傾向，其另一面也就是對更早前輩學者的研究全然不知，或視而不見，或故意貶低。長期以來，我們也一直以爲語言學史中的種種謎團，主要由於研究者資料欠缺，但是後來發覺——並非完全如此。
第一條：法勒泡制“比較語文學伽利略”的動機
1869年3月，英國牧師法勒（Frederic William Farrar, 1831－1903）在其演講《言語的家族》（Families of Speech : Four Lectures delivered before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 in March, 1869）中追授“鍾斯是比較語文學的伽利略”。當代學者勒烏（Nigel Love）寫道：
ComparativePhilology grew directly out of and was nurtured by th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of the time and its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especially those of various(sometimes competing) forms of nationalism. …The point is that in the climatein which Comparative Philology was born and thrived, …it was regarded as amatter of national honour to be foremost in establishing Aryan linguisticcredentials. That was why Sir William Jones was posthumously elected a founderof Comparative Philology. As F.W. Farrar put it in his lectures to the RoyalInstitution of in 1869, Jones was the 'Galileo' of the subject – asubject otherwise (unfortunately) monopolized mainly by Germans. Farrarexpressed the pious hope that a new generation of English Comparativists ‘maysave England from the discredit of failing and lagging behind in the splendidtorch— race which she, most undoubtedly, had the honour to begin.’ （Love 2006: 57）
比較語文學直接植根於當時的政治意識及其特定要求，尤其是從各種（不時會競爭）形式的民族主義中發展而來。……問題就是，在比較語文學誕生和興盛的氛圍中，……建構雅利安語的可信證書，被視爲民族尊嚴的頭等大事。這就是爲何威廉·鍾斯爵士身後被追授爲比較語文學創始人的原因。正如法勒1869年在英國皇家學院演講中那樣，把鍾斯抬高到這一學科的“伽利略”——否則（很遺憾）該學科主要由德國學者壟斷。法勒表達了虔誠而不切實際的希望，即英國的新一代比較語文學家“能夠把英國從失敗的恥辱和輝煌火炬接力賽的落後中拯救出來，而她無疑有過光榮的開端”。
法勒不滿德國學者的壟斷→寄希望於英國的新一代→宣稱威廉·鍾斯是“光榮的開端”。
然而，學術史就是學術史！法勒的希望必然落空，19世紀的英國，竟然沒有一個知名的比較語文家。遺憾的是，這種泡制神話的心態，卻被英美語言學家視爲理所當然！
第二條：葉斯柏森揭示法英兩國爭奪殖民印度時期在文化上的代表人物
丹麥語言學家葉斯柏森（Otto Jespersen, 1860－1943）在《語言的性質、發展和起源》（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Origin, 1922: 33-34）中認爲，法國的格爾杜（Gaston-Laurent Cœurdoux, 1691－1779）與英國的鍾斯都是“梵語學術研究的先行者”，然而卻把這兩位的各自推崇視爲法英兩國在殖民印度時期對文化（梵語）研究領先權上的爭奪。這一看法，大有深意！
鍾斯在《兩周年演講》（The Second Anniversary Discourse, 1785）中有一段話：
All these objectsof inquiry must appear to you, Gentlemen, in so strong a light, that bareintimations of them will be sufficient; nor is it necessary to make use ofemulation as an incentive to an ardent pursuit of them: yet I cannot forbearexpressing a wish, that the activity of the French in the same pursuits may notbe superior to ours.（The Works of Sir Willam Jones.1807, Vol.III: 20）
先生們，這些調查目標一定讓諸位感到極大啟示，稍加提示即已足夠。我們不必以競爭爲動力，頑強地追求這些目標——然而，我無法克制自己表達一種願望，那就是不要讓法國人在相同領域的探究活動超過我們。
鍾斯的表態力求委婉，但是無法克制要表達的願望。
第三條：本費鼓吹德意志精神天空中的最燦爛明星
1869年，德國梵文學家本費（Theodor Benfey, 1809－1881）在《19世紀初以來的德國語言學和東方語文學的歷史，以及對早期的回溯》（Geschichte der Sprachwissenschaft undOrientalischen Philologie in Deutschland seit dem Anfange des 19. Jahrhundertsmit einem Rückblick auf die früheren Zeiten）中自吹自擂：
Sie hat sich sastin allen Zweigen der Wissenschaft geltend gemacht, vorzugsweise aber inderjenigen, deren neuere Geschichte wir kier zu behandeln haben. Auch dieWendung, durch weiche die Sprachwissenschaft im ersten Biertheil unsresJahrhunderts so mächtig umgestaltet ward, beruht zu einem nicht geringen Theilauf den vorhergegangenen Arbeiten deutschen Geistes und ward einzig durchdeutsche Männer ausgeführt. Der tiefsinnige und geistvolle Bionir der neuenWissenschaft, Fr. d. Schlegel, die grossen Schöpfer derselben: Franz Bopp, dergeniale Gründer der vergleichenden Methode, Jakob Grimm, der nicht mindergeniale Begründer der historischen, der tiese Denker Wilhelm von Humboldt, welcherden Bersuch machte, die neuen Methoden mit der philosophschen Betrachtung dessprachlichen Lebens zu vereinigen, August Friedrich Pott, der umfassendsteSprachenkenner, dessen philosophisch und historisch gebildeter Geist sast keinProblem der Sprachwissenschaft unberührt und unbefruchtet gelassen hat, jiegehören zu den glänzendsten Gestirnen des deutschen Geistes himmels. Auch dieübrige zahlreiche Genossenschaft ausgezeichneter Männer, welche zur Entwicklungdieser Wissenschaft beigertragen haben, sind fast ausnahmslos Söhne unsresVaterlandes.（Einleitung, 1869: 15）
幾乎所有科學分支都表明，我們所經歷的現代史時期取得更好的發展。在我們本世紀初葉，語言學術發生了如此強烈的變革，而有關德國學術的相當大部分前期工作，都是由德國人單獨完成的。這門意義深遠和充滿活力的新學科，史勒格爾與以下學者同樣是偉大的開創者——葆樸是比較法的輝煌創造者，格裡姆毫不遜色，是具有獨創性的歷史語法的創立者，偉大的思想家洪堡特通過對語言生命的哲學思考，試圖將這些新方法融會貫通，而波特則是最具全面理解力的語言學家，其富有哲學和歷史教養的才智，幾乎不可能對語言科學的問題不產生影響和效果，他們都屬於德意志精神天空中最燦爛的明星。爲這一科學發展作出貢獻的許多傑出人物團隊，幾乎一無例外地都是我們祖國的兒子。
該書的出版（1869）正處於德意志民族主義高漲時期。三年前（1866），普魯士的針擊槍在康尼格拉澤戰役中打敗了奧地利，而兩年後（1871），普魯士在普法戰爭勝利中建立了德意志帝國。在此，本費顯露的並非僅是德意志的“傲慢與偏見”，而是張揚的學術上的“普魯士針擊槍”，以至於無視17－18世紀的荷蘭學派。然而，如果與之相比，在語言歷史比較的天空中，“德意志精神的最燦爛明星”頓時黯然失色。
19世紀德國學派主要承襲的就是荷蘭學派的理論方法。針對本費的“傲慢與無知”，我們不得不一針見血——史勒格爾、葆樸、格裡姆，還有丹麥的拉斯克都熟悉荷蘭學派的論著，在理論和方法上，“德意志的兒子”沒有任何新的原創性建樹，主要在研究對象（主要是梵語）和研究精度上（比較的細化）有新的進展。
第四條：羅賓斯把澄清其誤導留給讀者
羅賓斯《語言學簡史》（1967）中涉及歷史比較語言學史的部分，資料缺漏、引文未核、論述不當。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的幾次修訂中，對於50~80年代以來其他語言學史家所探索的新資料、新觀點，卻委婉地表示“並不完全接受”——實際上是拒絕。
《語言學簡史》第三版序言（1989）中說：
儘量把重點放在近十多年來同語言學傳統觀念的主要分歧上。我並不完全接受這些新觀點，但是我希望本書能促使讀者進一步學習有關文獻，爲他們提供學習的途徑，讓他們得出自己的結論。（許譯本1997:4）
羅賓斯寧願固步自封，而把澄清其書中的誤導留給讀者。
羅賓斯在第四版序言（1996）中說：
對本書作者來說，第四版也就是最後一版了。這一版，除了糾正一些訛誤，並根據最新的發展更新參考文獻和注釋以外，在篇幅上也作了一些調整。（許譯本1997:6）
讀者會看到第四版中補充了一些新的參考文獻，但是正文的論述仍然是舊的。
當我們一旦明白了這些玄機，自然就會推出——“史料”的欠缺僅爲表像，實際上欠缺的是“史德”……
輕率立論易，而對之反駁則難上加難。這是由於人們通常先入爲主，一旦誤說謬論成爲通行常識（尤其是寫進教科書），思維定勢就會頑強地抗拒新的切實定論，乃至於引申一系列新的臆想。由此，在學術史研究中，對某一學者的學術評價務必力求公允，要避免有意無意地掩蓋其他學者的貢獻。在資料不足的情況下，尤其要慎用“之父/開創者/奠基人/鼻祖/哥白尼/伽利略”之類的誇飾之辭。當然，我們無法糾正西方一些學人愛找“爸爸”的心理需求。
作爲一門開放型學科，學術史的回溯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這就意味著，糾正前人之失，彌補前人之疏，拓展研究視野，才爲後來者治學術史之正道。
面對謎團，不可不解。澄清臆斷和妄言，不得不亮出學術史的正義之劍！
東亭 李葆嘉 謹識
2017年7月15日
【附】
《揭開語言學史之謎》目錄
總論
西方“語言學”學科名稱的術語演變
一、古希臘的Philologia：關注知識的語言學
二、古希臘的Grámmatik：基於讀寫的語言學
三、1777年的Linguistik：異邦語言調查的語言學
四、Sprachwissenschaft（語言科學）的使用和傳播軌跡
五、西方只有一個語言學科
近現代西方語言學史的三張圖
一、第一張圖：比較語言學的形成和發展
二、第二張圖：現代語言學的形成和發展
三、第三張圖：西方語義學的形成和發展
四、19世紀中期：語言研究的心理轉向
西方比較語言學史論
語言歷史比較之謎：打破“鍾斯神話”
一、鍾斯的語言相似同源說講辭
二、鍾斯講辭所依託的學術背景
三、凡有前人研究的則講對，凡無前人研究的則講錯
四、對鍾斯講辭評價的不同動機
五、“鍾斯神話”的終結
愛丁堡之謎：蒙博多的語言進化論和進化模式
一、尋找失落的承傳關係
二、生物進化論的蘇格蘭先驅
三、揭開進化論的愛丁堡之謎
四、歷史比較語言學家蒙博多
五、進化模式創立者蒙博多
六、進化模式的傳承線索
七、“達爾文神話”的終結
西方語義學史論
西方語義學史研究論綱
一、語言學史的研究軌跡
二、西方學者的西方語義學史研究
三、中國學者的西方語義學史簡介
四、西方語義學史的研究內容及目標
十九世紀西方語義學史鉤沉：從萊斯格到佈雷阿爾
一、德國萊斯格首創Semasiologie
二、法國佈雷阿爾再造Sémantique
三、Semasiologie/Sémantique 的早期轉播
四、20世紀語義學的發展軌跡
佈雷阿爾之謎：澄清帕爾默的一筆糊塗賬
一、關於佈雷阿爾的姓名
二、關於佈雷阿爾的Sémantique
三、對佈雷阿爾書名的翻譯
四、佈雷阿爾的其他學術研究與學術活動
五、迷茫和誤解的逐步澄清
西方現代語言學史論
論索緒爾靜態語言學理論的三個直接來源
一、四個索緒爾
二、法國德克海姆的社會學理論：索緒爾語言論的哲學基礎
三、波－俄博杜恩的語言學理論：索緒爾語言論的理論框架
四、美國輝特尼的語言符號學說：索緒爾語言論的符號原理
五、當代語言學：對靜態語言學的全面超越
語言學大師之謎：心理索緒爾
一、索緒爾身後留下的謎團
二、中老年索緒爾神經症的纏繞
三、青年索緒爾的首創權情結
四、探索者索緒爾的悲愴人生
五、打開索緒爾的“黑匣子”
現代語言學理論形成的群體模式考察
一、逐層考察模式和群體考察模式
二、德國洪堡特的人文語言學思想
三、德國民族心理學和法國社會學
四、德國青年語法學派的心理語言觀
五、美國輝特尼的語言符號約定論
六、波－俄博杜恩的心理－社會語言學
七、結構主義三大流派的各自來源
靜態語言學的神秘主義與吝嗇定律
一、索緒爾的叛逆個性與恃才自傲
二、符號任意性原則與神秘主義
三、靜態語言學框架與吝嗇定律
四、系統整合：索緒爾對自己的定位
附：形式語言的離身性真相
“索緒爾神話”的終結：《教程》索緒爾與博杜恩理論比對
一、索緒爾及博杜恩的研究現狀
二、索緒爾與博杜恩比對的必要性
三、關於語文學研究對象的比對
四、關於語言和言語的比對
五、關於語言系統和要素價值的比對
六、關於靜態和動態的比對
七、關於語音理論的比對
八、索緒爾和博杜恩的切實定位
九、1870年是現代語言學的誕生年
“結構主義語義學”之謎
心智語義場理論的形成過程及其學術背景——揭開“結構主義語義學”的第一個謎
一、結構主義語義學之謎
二、心智語義場理論的形成過程
三、心智語義場理論的學術背景
四、心智語義場的兩個經典模式
五、語義場理論在當代的發展
德國心智語義場的創立者及其時代思想背景
一、語義場的首倡者伊普森
二、闡述場理論的魏斯格貝爾
三、建立語義聚合場的特里爾
四、建立語義組合場的波爾齊希
五、關於索緒爾結構主義的影響
六、不可回避的時代思想背景
語義解析方法的形成過程及其學術背景——揭開“結構主義語義學”的第二個謎
一、詞彙語義解析思想的學術淵源
二、詞彙語義解析方法形成過程的質疑
三、基於社會結構－功能主義的美國流派
四、基於語言結構－功能主義的法國流派
五、層級性元語言理論的研究視野
基於指稱意義的特定關係聯想的關係語義——揭開“結構主義語義學”的第三個謎
一、形式結構主義的關係語義學
二、系統意義關係的常見類型
三、系統意義關係的本質
四、刻畫詞彙語義關係的“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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